空气污染治理法规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包括多个维度和层面，最初的影响就是因法规实施而直接产生的减排成本（direct cost），而直接成本又会间接影响到生产模式、研发、投资、生产力、就业和消费，对宏观经济产生全面的影响。在对相关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评估时，一般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CGE model）来对政策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模拟。CGE 模型基于市场价格体系的运作模式，通过模拟企业和家庭之间的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评估政策变化或经济冲击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
 
在USEPA在针对1990年《清洁空气法案修订案》的第三次评估中，利用CGE模型对该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做了综合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为达到政策要求而产生的的合规支出在2010年和2020年均会导致GDP和消费减少约0.5%，预计2010年和2020年GDP分别减少790亿美元和1100亿美元。这一对GDP的二次影响比直接成本估算高出50%-70%，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由合规支出致使的能源价格上涨对生产活动造成广泛影响引起的。此外，污染防治的资本投资规模加大可能会使原本用以提高工业长期生产力目标的资本投入减少。但是另一方面，政策的实施也大幅提高了对环保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绿色产业的需求上升抵消了合规支出的部分GDP损失。
 
在劳动力和医疗支出方面，该政策产生的正面宏观经济影响稍微高于其合规支出的负面宏观经济影响。具体来说，政策情景下致使2010年的GDP和消费下降，但2020年对两者的影响则变为正值。主要是因为该政策改善了人群的健康状况，在2010-2020年间快速拉动了劳动力增长（67%），从而抵消了合规支出（25%）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