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政策效益分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健康效益，即减少环境污染而降低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实际上，衡量环境改善的健康效益与环境恶化的健康损害的方法时相同的，健康效益可理解为“可避免的成本”。在进行环境质量变化的健康影响评估时，通常根据流行病学的因果推断证据来决定哪些健康终端应被纳入经济分析中。一般来说，健康影响可以被划分为致命风险和非致命风险两类。致命风险即空气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非致命风险包括患某种疾病、工作时间减少、活动受限等情况。从以往经济评估的结果来看，过早死亡的价值是总体健康成本/效益的主体，可占到总体的90%以上。因此，致命风险是经济评估中最应该关注、也必须作为分析重点的健康效应终端。对于非致命风险，当前大量研究主要关注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影响，同时考虑受限活动天数和误工、误学的影响。
 
理论上，健康影响的经济价值需要反映三类成本：资源成本（与空气污染对健康不利影响的治疗相关的直接医疗、非医疗成本和防御性支出）、机会成本（因健康影响而丧失生产力和/或休闲时间相关的间接成本）、负效用成本（与疾病相关的疼痛、痛苦、不适和焦虑）。而在实际货币化过程中，上述经济成本中的机会成本和负效用成本无法通过市场直接揭示其价值，需要利用间接的方法对其进行货币化。因此，在经济分析中通常借助个人为降低风险而愿意支付的成本引出非市场物品的货币估值。这种基于个人偏好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 WTP）法是衡量此类非市场价值最为常用的方法。
 
致命风险货币化
针对致命风险，经济学家通过衡量个人为降低微小致命风险的WTP，将公共政策带来的健康效益视为 “降低致命风险”的私人效益的加总。为了便于比较和计算，研究者将WTP折算为统计意义上人群中的一例死亡的结果，即“统计生命价值（VSL）”。基于WTP方法得出的VSL不仅包括致命风险变化的金钱影响（避免的自费医疗费用和收入损失），也包括非金钱影响（避免的疼痛和痛苦以及其他生活质量影响）。因此，基于VSL计算降低致命风险的健康效益被认为是当前最为合适的评估方法，也在政策评估中被广泛应用。
 
估算基于支付意愿的VSL有两类常用方法，分别为揭示偏好法（revealed preference method）和陈述偏好法（stated preference method）。其中，揭示偏好法是在一定的前提假设下，利用非市场物品在市场上隐性交易的事实，推算出人们为降低致命风险的WTP。而陈述偏好法则为所讨论的致命风险变化构建一个假设市场，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得到受访者降低其致命风险的WTP。
 
在使用VSL进行经济分析时，需要注意VSL并非常数。一项特定的实证研究得出的VSL反映的是在特定背景、特定人群中，对于降低特定原因的死亡风险的WTP。因此，在开展经济分析时，需要选择合适的VSL基准值，并通过效益转移（Benefit Transfer）的方式对其进行适当调整，以反映政策情景和获益人群的差异。在针对效益转移的研究中，通常关注的VSL影响因素中包括收入、年龄、基础健康水平等。但由于VSL的影响机制复杂，除收入对于VSL的正相关关系外，现有研究尚不能对其余因素与VSL的关系达成共识。发达国家一般仅基于收入水平对VSL取值进行跨期调整，而对于年龄等影响因素的调整仍处在讨论阶段。另一个方面，为避免误解和考虑公平性，发达国家一般不对不同收入人群采用差异化的VSL数值。
 
基于广泛的VSL实证研究，一些发达国家的部门已经确定了VSL的政策建议值，例如美国环境保护局推荐使用的VSL值为740美元（2006年美元价）。
 
非致命风险货币化
在评估非致命风险降低的效益时，基于个人支付意愿（WTP）的估计同样是最合适的估值方法。针对不同情景和不同人群，选取基准值和调整方法的思路均与评估致命风险的情况类似。
 
目前对于非致命风险，尚没有一套像VSL那样成熟的推荐参数来描述某一特定来源可能引发的多种疾病的货币估值。其主要原因是，患病风险更加多样化，通过支付意愿法提取不同健康终端的过程更为复杂，且当前已经开展的针对非致命风险的WTP研究也相对较少。
 
由于相关WTP研究不足，在经济分析中通常使用以下两种替代方法对非致命风险进行评估：疾病成本法（Cost of illness, COI）和货币化QALYs/DALYs。第一种方法同样是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总和，即医疗费用和生产力损失等。第二种方法是对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s）或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s）的货币化估算。下表列出了对两种WTP替代方法的描述和数学公式和所需数据。

核算非致命风险的替代方法

类别	方法	数学公式	所需数据
直接市场法	疾病成本法	疾病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	病例的医疗费用、疾病持续时间、平均工资水平
支付意愿法	货币化QALYs	降低非致命风险的支付意愿=VSLY*QALYs+第三方成本； QALYs=疾病/健康状态持续时间*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指数(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HRQL)	VSLY的常数值、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指数、疾病持续时间
	货币化DALYs	降低非致命风险的支付意愿=VSLY*DALYs+第三方成本； DALYs=每年损失的生命值(year of life lost，YLL)+残疾生活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s）

疾病成本法和货币化QALYs/DALYs的方法均存在不足之处，因此国际上在进行非致命健康影响核算时，一般会先审查相关文献，以确定是否有合适的WTP估计值。如没有相关可用研究，便会基于疾病成本法、货币化QALYs/DALYs的方法进行估计，其选择主要受到研究目的和数据可得性的影响。同时，使用COI方法时，如果结果对分析结论有重大影响，则分析人员应使用货币化的QALYs/DALYs进行敏感性分析。受到可用数据和时间的限制，也有研究会基于经验结果，采用按比例估算的简便方法。例如，OECD对空气污染健康成本的研究基于欧盟空气污染主题战略（Thematic Strategy on Air Pollution，TSAP）的结果，在加总健康成本时，假设非致命风险成本为致命风险成本的10%左右。
 
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对于发展中国家，在评估健康效益时则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发展中国家缺少基于规范估计方法的实证研究，可用的WTP基准值较少，同时缺乏相应的效益转移规范方法，其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受到质疑。
 
从最为关键的致命风险价值来看，发展中国家研究者一般基于高收入国家或本国某一区域的VSL估计值，根据收入差异通过效益转移的方式对VSL数值进行调整。但由于VSL的影响因素不明确，研究者尚不确定如何调整基准值来解释文化、经济发展、医疗体系和其他因素的差异。此外，当前研究缺少对于发展中国家研究证据的总结。因此，针对发展中国家，当前效益转移方法的可信度尚不能验证，需要更规范的货币化健康效益的方法。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经济评估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在过去的二十年，评估针对我国人口的VSL实证研究逐渐增多，涉及到空气污染、气象灾害、交通等多方面的风险，得到的VSL估计结果多在100到600万人民币之间。基于此，不少研究开始沿用VSL的概念评估我国环境、交通等风险变化的货币化价值，用以揭示健康效益或服务于成本效益分析。然而，上述研究在迁移已有VSL研究结果时存在一些与当前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相背离的问题，且自90年代末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公众意识和对健康的偏好也可能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沿用过去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对健康损失/效益的不当估计，迫切需要适用于我国不同阶段的本土化VSL推荐值，提供致命风险价值评估的关键参数。